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刺客列传中，一共记述了先秦时期五位刺客的事迹。以当下价值观念来衡量和揣度，彼时司马迁心中可能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与固化标准：有的刺客是侠肝义胆之人，有的是受人之托的帮办辅助之流，有的是恪尽职守的职业杀手，还有的可谓唯利是图的市侩之辈。

曹沫作为鲁庄公手下的一名职业军人，前有管仲缘情理而举荐，后有齐桓公权利害而宽宥，遂使其保全了性命、赢得了声名，以至于将曹沫褒扬为“侠客之祖”。

“其怒有万人之气，甚不可当”的“厨师之祖”专诸，受雇伺机行刺吴王僚。其中，既有阖闾想自立为国君的深层考虑，又有阖闾对专诸封妻荫子的郑重许诺。于是，一出以“鱼肠剑”刺杀吴王僚的宫廷喋血案得以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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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好斗的聂政，念及严仲子的知遇之恩，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韩国宰相侠累，却依然没有摆脱酒肉朋友“献百金”的庸俗关系，所彰显的无非是一介屠夫之鲁莽与勇毅。后人感叹：“为母辞金义且仁，却甘为盗忍轻生。若非有姊扬风烈，千古谁知壮士名。”

读书击剑、为人慷慨的荆轲，倒是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刺客之一。这位临别前吟唱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侠客，向来为后人所敬仰、所膜拜。唐代诗人贾岛感慨：“至今易水桥，寒风兮萧萧。易水流得尽，荆卿名不消。”

相较于前面四人，豫让既不是扶危济困的侠客，也不是意气用事的刺客，其行为自始至终都蕴含忠良诚笃的侠义质素，体现情义无价的人格追求。他大义凛然、以死报主的故事，使其成为“赵燕慷慨悲歌之士”的代表性人物。

古话说：三晋多义士。在“豫让刺赵”之前，三晋大地已塑造出一个忠贞不贰的千古义士，那就是“士甘焚死不公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”的介子推。后人不仅创造“寒食节”纪念他，而且修建了大量祠堂庙宇祭奠他。

无独有偶，还是在春秋时期，晋国大臣屠岸贾对相国赵盾满门抄斩。家臣程婴将自己儿子作为替代，保护了忠烈的后代。京剧《赵氏孤儿》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故事。

秦汉以降，出生于河东郡解县（今山西省运城盐湖区解州镇）的一代“武圣”关羽盛大出场，更是如日中天、辉耀千秋，成为“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义士也”的重要典范。

一种精神的流布与传承，总有其历史源头。仔细梳理推演三晋义士群像的精神脉络，豫让堪称一个原点和基础。豫让至死秉持“士为知己者死”“义不二心”的信念，是古代义士的先驱和楷模；豫让“三跃刺衣”的执着和血染晋阳的悲壮，日趋衍化为古代义士尊奉的信条与法度。

某种意义可以说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灵深处始终扬厉的一面旌旗。这一忠贞不渝、不改初心的品质，是中国士侠文化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。